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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鳳凰縣委宣傳部鳳凰縣檔案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的硝煙彌漫九州。赤膽愛國的鳳凰人民踴躍投身抗日戰場，灑下鮮血，奉獻生命，書寫了一部悲壯的全民抗戰史。

烽煙漫邊城，將士競相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的鐵蹄踏碎東北山河；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1935年華北事變接踵而至，日寇的獠牙直逼華北；1937年“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聲標志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湖南既是抗日前線的血肉屏障，又是戰略后方的堅固基石。而湘西鳳凰，這座依偎在武陵山脈間的邊城，雖距硝煙彌漫的主戰場千里之遙，卻因“湘黔渝咽喉”的特殊區位，成了連接前線與大后方的生命通道。

鳳凰人，自古就有“執干戈衛社稷”的血性。當時的鳳凰，15.6萬總人口里，兩萬多名子弟披甲出征，占比達15.5%。可謂：家家有兒郎扛槍，戶戶盼親人凱旋。以鳳凰兒郎為主組成的128師、暫5師、暫6師三個成建制師，1.28萬人奔赴前線，另有1.13萬人散入全國各戰區。

他們在抗日戰爭中屢建功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子弟血未涼，浸染旌旗赤

守土有責，是無數鳳凰子弟用生命寫下的注腳。

楓涇鎮之戰展現著鳳凰子弟的勇猛無畏。楓涇鎮——一個位于上海與浙江省嘉善縣交界的戰略要地。1937年11月9日深夜，128師先頭部隊382旅763團突襲楓涇鎮日軍第18師團陣地。他們明知步槍拼不過坦克，但仍攥著大刀摸進街巷，借著夜色把戰場拉成近身肉搏的“死局”。苗家漢子慣于山地格斗的身手在此刻成了殺器，刺刀捅彎了就用槍托砸，終于把日寇趕出了鎮外。

天亮后，日軍在空軍和炮火的支援下，對763團的陣地狂轟濫炸，接著以步兵沖鋒。在留守楓涇鎮的劉連長的帶領下，官兵殊死奮戰，接連打退敵人五六次沖鋒。彈盡糧絕后，劉連長在敵群中拉響手榴彈，壯烈殉國。

嘉善阻擊戰鐫刻著鳳凰子弟的錚錚鐵骨。1937年11月5日，日軍第10軍主力第18師團直撲嘉善，妄圖截斷蘇嘉鐵路，切斷淞滬守軍的后路，并進犯南京。128師接到命令，3天內完成集結開赴嘉善，在滬杭鐵路線上阻擊日軍，掩護大軍后撤。

11月8日，嘉善阻擊戰打響，根據命令，128師要在嘉善固守4晝夜，以掩護集團軍逐次撤離。但顧家齊帶領的湘西子弟兵們，以近身白刃肉搏，往返拉鋸沖殺，與敵人血戰了7天7夜，用血肉之軀筑起一道鐵血幕墻。根據鳳凰縣檔案館整理的最新數據，嘉善阻擊戰中128師傷亡官兵2563人，占全師總人數近一半。戰后的鳳凰城里，白幡從東城門掛到西城門，哭聲響徹沱江兩岸。

石門之戰彰顯著鳳凰子弟的剛烈不屈。1943年11月8日，日軍以兩個師團的兵力，分三路對石門縣城發起攻擊。在日軍的攻擊下，中國守軍第44軍潰逃，致使73軍側翼依托盡失，被迫退守石門縣城內。14日，日軍第3師團第116聯隊攻入石門城北郊第73軍指揮所，致使全軍大亂。暫編第5師在石門縣城負責阻擊日軍，掩護73軍部分部隊向南突圍。將士們雖知部隊陷入日軍重圍，但仍臨危不懼、沉著應戰，置生死于度外，懷著與石門城共存亡之決心，奮勇殺敵。

日軍與暫編第5師在川店鋪、雙溪橋一線展開大戰，日軍多次猛撲均未得逞，這時日寇瘋狂到極點，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國際禁令，施放毒氣，致使暫編第5師在紅土坡的一個加強營、近千人全部壯烈犧牲。戰后，日軍高級指揮官不得不承認，暫編第5師是“戰意堅強、不可輕侮之師”。

在鳳凰子弟中，還有一位值得銘記的英雄，那就是空軍飛行員田景詳。1919年，田景詳生于鳳凰縣城，小時隨父旅居長沙、上海。受家庭熏陶，田景詳自幼有繪畫和音樂天賦，曾考入國立藝術學校學習。但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無心學藝，決定投筆從戎，并考入陸軍軍官學校。1942年，田景詳與戰友一道赴美國學習飛行，1944年學成回國，編入中美空軍混合團（飛虎隊）第3大隊28中隊。面對數量眾多且裝備精良的日軍敵機，田景詳毫不畏懼，他憑借著精湛的飛行技術和頑強的戰斗意志，巧妙地躲避敵機的攻擊，同時尋找機會向敵人發起反擊，取得了擊落敵機三架、擊傷一架的優異戰績。

萬眾一條心，前赴亦后繼

除了前線將士的英勇抵抗，鳳凰縣社會各階層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以文化、輿論、慈善和實際行動構成了抗戰的堅強后盾。

作家周立波主辦的《抗戰日報》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方針和統一戰線政策，在湘西讀者中及時傳播了黨中央的聲音。同時，他也以《抗戰日報》記者的身份，走訪了鳳凰、乾城等苗鄉，對湘西抗日運動和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進行了調查，書寫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過去和風俗》等作品。

社會名流熊希齡與朱慶瀾等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并致電張學良、閻錫山等國民黨將領，請求“堅持抗日，挽救國難”，他發出“我輩乃炎黃子孫，有五千年之悠久文化，擁有四萬萬之眾，豈能為區區倭寇之逆種征服之。必須喚起民眾，有錢出錢，同仇敵愾，收拾山河”的呼聲，并把全部家產捐充慈幼基金，以子然一身，盡國事和慈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共產黨員朱早觀、劉祖春等則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愛國運動，深入基層開展黨的宣傳與組織工作。1918年，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下，朱早觀只身奔赴黔、滇，參加護國、護法運動，后陸續擔任湘西巡防軍少校軍官、湘鄂贛邊軍區參謀長等職，為抗日軍隊的組織與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1935年，劉祖春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投身“一二·九”等抗日學運及下鄉宣傳等活動，有力地宣傳了抗日救國思想。同時，劉祖春還是湘西最早編寫中共黨史的人，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宣傳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是廣大人民寫就的，他們或以筆為槍、或以財助戰、或以身為旗，共同鑄就了鳳凰縣乃至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精神長城，彰顯了超越階級與職業的全民抗戰精神，證明了勝利的基石深植于億萬民眾的覺醒與奉獻之中。

浩氣存天地，歷史有回響

沱江的水還在流，鳳凰的山仍巍峨。那些1937—1945年間逝去的邊城子弟，沒能看到勝利的紅旗，卻用血肉把“不屈”二字刻進了湘西的山石里。

鳳凰的抗戰史是新中國光明前景里一束滾燙的光，它讓我們看見，無論地處邊陲還是腹地，無論操著何種鄉音，中國人骨血里的“守土衛國”之魂，永遠在關鍵時刻熱得發燙。

今日走過鳳凰古城的石板路，若聽見吊腳樓里傳來老輩人講的抗戰故事，那不是陳年舊話，而是2.4萬鳳凰兒郎湘西子弟用命留下的叮囑：莫忘來路，方有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