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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文玉

“說了”≠“做了”。這一簡單公式，揭示著人類行為中“說”與“做”兩個核心維度的本質差異。哲學層面上，它是“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思辨命題；實踐領域里，則是檢驗責任擔當與治理效能的重要標尺。

現實中的“說”與“做”恰如一面多棱鏡，能清晰映照出人性百態。有的人只說不做，存在投機取巧心態，習慣?！白炱ぷ庸Ψ颉保瑹嶂杂诤翱谔枴R報時，還能列出個子丑寅卯，實際上“紋絲不動”。有的人只做不說，篤行“行動至上”，不注重或不屑于言語表達，只是埋頭拉車，卻疏于抬頭看路，致使上級對其成效“丁點不知”。有的人邊說邊做，或說多做少，虛榮心作祟，夸大其詞，既想通過行動又想通過言語找到一種平衡，放大自己的功勞，以博得他人贊賞。還有的人樂當“兩面人”，于廣眾間大談廉潔，背地里卻干著見不得人的勾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本質上講，言語可能反映意圖，而行動則反映真實動機。“說”與“做”既相互依存又辯證統一。中國傳統文化中，“行勝于言”“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源遠流長，深刻影響著人們對言行關系的認知。而現代治理則需實現從道德自律到制度他律的轉化。辯證地看，有效的“說”可以為“做”提供指導和動力，而成功的“做”則可以驗證“說”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然而在工作中，一些干部深諳“語言政治學”，把“說了”等同于“做了”，把會議部署當落實、文件印發當成效，在“傳達-匯報”的閉環中制造行政空轉。這種“話語GDP”的泡沫化生產，正是形式主義最赤裸的展演。一些干部將過程性動作等同于最終成果，把“做了”當作“做成了”，看“倒車鏡”多，吹“沖鋒號”少，重部署輕落實、重形式輕實效，工作僅滿足于一般化要求、過關式落實，是隱蔽性形式主義的典型表現。還有一些干部極力追捧“云端表演”，把“做成了”粉飾為“做好了”，借助數字化手段，通過擺拍作秀、數據造假、界面優化等方式制造“視覺政績”，以技術包裝掩蓋實質空轉，這是新型治理場景中衍生出的形式主義。

“說了”≠“做了”，須干部躬身示范。領導干部既要當“指揮官”動員說，又要當“戰斗員”親自做。要注重方式方法，努力打破思維定勢，跳出固有的路徑依賴，用改革的思維和創新的手段融古通今，示范帶動各級干部變“要我干”為“我要干”，變“催著干”“推著干”為“爭著干”“比著干”。

“說了”≠“做了”，須推行清單管理。建立“任務分解-過程管控-成效評估”的全鏈條管理體系，對上級決策部署、巡視巡察、審計監督等反饋的問題實行清單化、臺賬式管理，構建責任可追溯、進度可跟蹤、成效可量化的閉環機制，杜絕“責任虛化、任務空轉”現象。

“說了”≠“做了”，須進行督考革新。聚焦改革發展、政策落地、為民辦實事等重點工作，優化指標設計，減少形式化考核，到現場看實效，見具體查細節，建立“滯后指標預警-問題溯源整改-成效回訪評估”的動態監管機制，推動考核重心從“過程合規”向“結果達標”轉移。

“說了”≠“做了”，須加強輿情管控。堅持內外有別、外緊內松的傳播策略。對內，加強政策解讀的專業性與保密性，避免信息誤讀干擾工作；對外，要堅持先做后說、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防范“低級紅”與“高級黑”的風險。

“實”字當頭，“干”字為先。廣大干部要摒棄“做了就行”“及格就好”的思想，堅定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不做坐而論道的清談客；當攻堅克難的奮斗者、不當怕見風雨的泥菩薩，用真抓實干的作風、精益求精的精神，扛起責任，勇于擔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