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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耶秦簡中的一組公文簡

文\圖 山里人

“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魏國法家人物李悝（公元前455—公元前395）制定《法經》時，就把《盜法》和《賊法》放在首位。這里所說的“盜賊”， 其實就是各個王朝所懼怕的造反與暴動。

央視《簡牘探中華》就有這么一段情節，遷陵縣令“祿”率官兵征剿盜匪“繚可”， 最后戰死沙場，讓人無不動容。其實，這盜匪“繚可”就是里耶秦簡中記錄的一名逃犯。

將出土的四枚里耶秦簡組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則信息：“廿五年九月己丑，將奔命校長周爰書：敦長買、什長嘉皆告曰：徒士五（伍）右里繚可，行到零陽廡谿橋亡，不智（知）外內，恐為盜賊，敢告。繚可年可廿五歲，長可六尺八寸，赤色，多髪，未産須，衣絡袍一、絡單胡衣一，操具弩二、絲弦四、矢二百、鉅劍一、米一石五斗。”

從上述簡牘文字中，我們便得知：秦王政二十五年九月五日，秦王朝臨時征調參戰的校長周，發來追捕逃犯的文書。據敦長買、什長嘉報告，他們屬下的士兵、家住右里的繚可，在隨隊行軍至零陽廡谿橋時逃亡了，不知去向，可能加入了盜賊。繚可今年二十五歲，身高六尺八寸，皮膚赤色，頭發較多，未留胡須，衣著絡袍一件、絡單胡衣一件，身背武器弩二張，弓弦四根，箭矢二百支，短劍一把，干糧一石五斗。

簡牘文字中有“奔命”二字，其意思為“聞命奔走”，它是秦代征調平民百姓應付戰時的臨時性手段。因為，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將王翦剛剛平定楚國江南地域，洞庭郡和遷陵縣（治所在現今龍山縣里耶鎮）也在這年始建，局勢還不穩定，時有盜賊乃至反叛人員出現。秦簡中還有“爰書”二字，其意就是追捕犯人的文書，由校長寫成后上呈給縣府、郡府，以備追捕。郡、縣接到文書后，依據罪犯的信息特征，一面派人逮捕，另一面便在境內通緝。繚可屬于逃兵，有可能成為盜賊，且又背有武器弩和劍，以及大量的箭矢，危害極大，必須盡快緝拿歸案。

據秦漢史研究專家認定，里耶秦簡中的這則信息，就是通緝罪犯的文書，也是世界最早的“通緝令”實物。據傳說，我國最早的通緝令是伍子胥的畫像。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為卷入楚國的一場政治斗爭而受到楚平王的追殺而逃到吳國。據《國語·楚語》和《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由于楚平王的荒淫無度，在楚國內部，政治斗爭日益嚴峻復雜，皇親宗室之間相互猜忌、排擠，當時因楚平王懷疑太子“外交諸侯，將入為亂”。伍子胥及其家人們即被卷入這場政治斗爭之中。楚平王為了追殺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伍子胥的畫像，張貼各地，并懸賞捉拿。這張捉拿伍子胥的畫像，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張通緝令。

在里耶秦簡中，也有類似通緝因政治斗爭而起的“政治犯”，秦簡中稱之為“從人”。在最新公布的岳麓秦簡中，還出現了一條治“從人”律，因而追捕逃犯的通緝文書在當時也叫做“讂”。“從人”是一種級別較高的政治犯，其出身地多為被秦國所滅的六國，他們追隨舊主抗秦，是秦王朝重點打擊和通緝捉拿的對象。因秦王朝對“從人”極其敏感、極為留心，而制作“讂”書，發送到偏遠的遷陵縣進行追捕。里耶秦簡中就有許多“遷陵主讂發，洞庭”“主三族從人【讂】”“主盜賊發讂”等內容，雖然簡牘殘缺，但我們不難看出秦王朝通緝捉拿“從人”和盜賊的力度和決心。

關于通緝令，后世在內容與形式上得到不斷發展完善，文字與畫像互相補充。通緝令不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畫像，還通過文字的形式將其年齡、外貌特征等公布于眾，并根據罪犯的等級，將通緝令張貼于不同的行政區域范圍，實現不同地域與部門的聯合抓捕。例如，漢靈帝建寧二年，大宦官侯覽為了打擊報復張儉，勾結同鄉人上書誣告張儉，并脅迫漢靈帝頒布通緝令逮捕張儉。張儉倉皇出逃，侯覽便刊印了許多通緝令，除了畫像，還將張儉的年齡、外貌特征等信息一并公布于眾，責令各州郡協同抓捕。

通緝令張貼出去以后，為什么能得到效果呢？這里面其實是利用了人們普遍存在的一種趨利避害的心理。這種趨利避害的心理主要體現為人們都害怕因為通緝犯而使自己受到牽連。中國古代有一種常見的社會治理方式叫連坐制度。這連坐制歷史悠久，起始于周朝時期，目的是為了打擊與罪犯有一定社會關系的人。在秦國“商鞅變法”中，商鞅就提出了“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的連坐制度。連坐制就是要求人們互相監督、互相檢舉。老百姓不僅要監督自己的鄰里，還要監督自己的親屬，倘若身邊的人有犯罪行為而沒有檢舉，其鄰里就會同罪犯一同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在連坐制的影響下，老百姓人人自危，生怕受到通緝犯的連累。前面我們提到的里耶秦簡，就有“主三族從人【讂】”，連坐的三族，就是秦代的父族、母族和親族。

在古代，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便用盡各種手段把平民百姓狠狠釘死在腳下這片土地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古代的規矩。如果沒有通關文牒或者路引這種官方文件，想從一個地方逃離到另一個地方，是根本行不通的。當然，罪犯也可以像《水滸傳》中的好漢一樣，一下子鉆進深山老林里，做綠林好漢。但如果罪犯沒有野外求生的本能，或者不是像武松那樣一拳能打死老虎的英雄好漢，真躲進去，出來的幾率不大，還不如去蹲大獄。而且古代交通并不發達，舟車勞頓遠赴異地他鄉，明顯不是太明智的選擇，罪犯死在半路上的事情也常發生。因而古人并不像我們一樣愛瞎跑，很多人活了一輩子，可能都沒有出過村。每天守著一畝三分地，就這樣過完自己的一生。在里耶秦簡中的通緝文書里就有“丹子大女子巍嬰姽……年可七十歲。”“……年可八歲，族……”，可見秦王朝的律令嚴酷，上至七十的老婦，下至八歲的小兒都要通緝，決不放過。所以說，當通緝令張貼出去以后，迫于連坐的壓力，老百姓發現罪犯的蛛絲馬跡之后能夠及時舉報，幫助緝捕犯人，使其無處可藏。

趨利避害心理的另一方面，則體現為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在古代的通緝令末尾，還通常會對舉報之人作出承諾，給予舉報之人豐厚的賞金，例如，“情況屬實，賞銀千兩”等。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豐厚的金錢獎勵下，必然會有人不遺余力幫助官方緝捕罪犯。通過配合官府檢舉、捉拿通緝犯，獲取高額賞金作為自己的謀生方式。重賞不同于上文的連坐制度。如果說連坐制度是通過強制性手段割裂罪犯與他人的社會關系，使其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那么，重賞的方式則是通過物質利益促使那些與罪犯沒有親緣等社會關系的陌生人參與到罪犯抓捕的過程中，迫使罪犯無處可躲。

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背景中，社會治理方式也不盡相同。里耶秦簡中的通緝令看似簡單，它是與秦王朝的政治經濟發展水平和秦代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然而，在當今高科技時代，通緝令還不失為一種最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所以，作為后來者的我們，應該敬畏古人的智慧。

里耶秦簡中這幾枚通緝罪犯的文書，一一道明了罪犯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衣著和體貌特征及所攜帶之物，便于人們識別和發現，讓罪犯無處可逃，也足可見證2200年前秦代官府追捕在逃罪犯的力度。